【学术争鸣】
近日，我随河源昆仑多学科综合考察团，奔波十天十夜，从祁连山脉青海湖畔抵达昆仑山脉黄河源头的扎陵湖与鄂陵湖畔。2020年，侯光良团队在此调查植被与早期人类活动遗迹时，意外发现一处“皇”字石刻，辨识出十余字，推测其年代为清代或元代。虽报告相关部门，并出版个人著作，但未引起广泛关注。2023年，仝涛团队应邀调查莫格德哇古城遗址，顺访该石刻。无心插柳间，他成功释读出三十余字，并提出石刻记载了秦人采药昆仑的重要事件，最近公布后引发热烈讨论。
作为两位发现者的共同友人，笔者了解其探索过程及意义；作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者，经实地调查后，我认为石刻为当代伪造的可能性极低。玛多县地处昆仑山下、黄河源头，是青海海拔最高的县城之一，亦属三江源保护区的核心区。
刘钊教授从文字学与书法史角度，确认石刻文字符合秦代篆书特征，力证其为秦代遗存。葛承雍教授深耕《汉书》，著有《王莽新传》，提出石刻或为王莽时期所刻，旨在反映新朝制造祥瑞的政治意图。而汤惠生教授则依据青海湖附近出土的“虎符石匮”、西海郡故城遗址及西王母祠遗迹，指出王莽曾着力构建一套区别于汉武帝的“河源昆仑—西王母瑶池”神话地理体系，认为此石刻或为该体系的实物证据。综合各方观点，石刻为当代伪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其刻立年代可能在清代、元代、王莽新朝或秦代之间。侯光良已放弃清代、元代说，汤惠生亦倾向于秦代说。本文旨在论证秦代于昆仑采药的可行性。
一、昆仑采药的神话动机
战国至秦汉，“昆仑”与“蓬莱”为两大并行的仙山体系。《楚辞》《庄子》等先秦典籍载昆仑为帝之下都、众神居所，有不死树、不死药。《山海经》虽成书于战国至汉代初期，其内容先秦应已流行，记述昆仑为西王母居所，“不死树”由“开明兽”看守，即不死药实由西王母掌管。《海内西经》载开明东巫彭等“皆操不死之药”，《海外南经》有“不死民”，《大荒西经》记“三面之人不死”。《大荒南经》载：“有不死之国，阿姓，甘木是食。”《大荒西经》云：灵山十巫“从此升降，百药爰在”。屈原《九章·涉江》：“登昆仑兮食玉英，与天地兮同寿，与日月兮同光。”此“百药”“玉英”皆为不老仙药。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述“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，姮娥窃之奔月”。高诱注曰：“姮娥，羿妻。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，未及服之，姮娥盗食之，得仙，奔入月中，为月精也。”杜而未《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》指出，昆仑神话衍生的哲学观强调不死观念，凡与月山、仙山、修仙相关者皆属昆仑文化范畴。
秦始皇统一后，对长生之术的追求登峰造极。其东巡海上求仙，如遣徐福寻蓬莱，广为人知。然始皇求仙非限于东方，西向采药与东向求仙并行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明确记载：“二十七年（公元前220年），始皇巡陇西、北地，出鸡头山，过回中。”此次西巡深入秦国故地及毗邻羌戎的西北边郡，足见其对西部疆域及传说中西部神山的关注。东向海上求仙既有史实，在西巡背景下，派遣方士或使者依托昆仑神话西寻“不死之药”，在动机上完全合理，且符合其行为逻辑。东巡遗迹如碣石行宫、琅琊刻石等考古发现众多，西巡遗迹虽尚无发现同等规模，但不能否定西向活动（包括可能的采药尝试）的存在，反而提示了探索方向。
古代“昆仑”具体地理虽有争论，其指涉核心区域不离甘青高原及毗邻西域。汉武帝时代钦定于阗南山说之前，祁连山乃至岷山、秦岭（泰华）亦曾是昆仑神话与西王母传说的承载地。秦始皇时代认为河源昆仑位于玛多高原的扎陵湖与鄂陵湖一带，合乎情理。
二、西北地区医药传统
《神农本草经》虽成书于汉，其内容应当积淀了更为久远的药物学知识。《神农本草经·序录》载：“神农尝百草，一日遇七十二毒，得荼（茶）而解之。”此乃汉人对上古药物探索的神话化表达。炎帝神农传说与姜姓羌人相关，羌人活跃于陕、甘、宁、青等西北地区，创造了齐家、寺洼、辛店、卡约、诺木洪等考古学文化，其陶器（常称“羌罐罐”）尤为发达。以罐煮食“罐罐茶”的习俗，在甘、青、陕、川等地延续至今，是“药食同源”古老观念的现实遗存。
昆仑山所在区域的早期居民，拥有利用本土药物资源的丰富经验，这些经验完全可能为秦人所接触、了解乃至利用。
三、秦人的交通技术
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秦人先祖善御马，造父为周穆王御“一日千里”；非子“好马及畜，善养息之”，被周孝王封于秦（犬丘）专司养马。甘青高寒草原是优良牧场，适宜马匹繁育，为秦人养马提供了理想环境。黄河上游的河曲马，乃中国三大名马之一。
被誉为“青铜之冠”的铜车马。 光明图片/视觉中国
秦代养马及马车制造技术居当时世界前列。关键证据来自考古与岩画：黄河上游分布着大量的古代车马岩画，可早至青铜时代，证明车辆在西北地区的使用历史源远流长。昆仑山下柴达木盆地夏尔雅玛可布遗址出土约三千年前的衡末饰、铜马策，结合岩画，表明青铜时代青藏高原或昆仑山脉已流行马与马车。甘肃天水马家塬战国西戎贵族墓地出土众多结构精巧、装饰华美的车辆（含礼仪车与实用车）及大量车马器，堪称古代马车博物馆。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铜车马，是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出土的体型最大、结构最复杂的古代车马，被誉为“青铜之冠”。这些皆印证秦代造车技术之高，证明了在甘青复杂地形下使用车马运输人员物资的现实可行性。秦统一后，“车同轨”政策更利于先进的车辆制造技术及管理体系向西部边陲推进。
唐蕃古道主干线穿越河源昆仑玛多地区，松赞干布曾于此营建行宫迎文成公主。唐代交通技术相较于秦汉，在基础道路工程与畜力使用上并无革命性进步（参见严耕望《唐代交通图考》）。唐蕃古道的长期畅通，有力佐证：若秦代具备足够政治驱动力与组织能力，派遣队伍抵达河源昆仑区域探察或采药，应无障碍。
四、石刻未载史籍的解释
支持石刻为秦代遗存，并非意指秦始皇亲临或李斯等重臣刻制标准诏书。其更可能是执行采药任务的特定官员或方士，在当地完成的记录性或纪念性工程。故其形制、刻工、书法相较于咸阳宫所出或泰山刻石等国家级工程，显得粗朴、欠规范，出现疏漏（如刻错日期）亦在所难免。石刻内容显示，采药活动未能成功获取核心目标（不死仙药），或许队伍归途遭遇变故（恶劣环境、疾病、冲突等），最终未能携“成果”返秦复命。一次未果的远征，在秦代严苛的政治环境中，相关人员或隐匿不报，加之年代久远、记录载体有限，致使其未被《史记》等正史收录。
综上所述，从神话信仰、医药知识、交通技术、地理认知等多维度考察，秦始皇时期派遣人员赴河源昆仑地区采药，具备相当可行性。甘青地区作为黄河源头、昆仑神话与西王母传说核心区（祁连、昆仑皆属广义天山范畴），秦始皇时期派人前往河源昆仑采药，动机契合，且具备一定的车马交通技术。此昆仑石刻历经两千余年风雨而遗存，实属不幸中的万幸，是研究早期交通、边疆经略、帝王求仙活动及昆仑神话的珍贵实物线索。该石刻作为此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物证，其“秦代说”具有坚实学术支撑，值得深入研究与验证。
（作者：易 华，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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