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张郎郎
自幼时起，我便常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游玩，然而对于孙维世的印象却显得有些模糊。这或许是因为她与延安派来的那一众人士的联系并非十分紧密。
记忆中最令人难忘的一次，便是青艺剧院推出的《保尔·柯察金》首演。这场演出由归国自苏联的孙维世先生执导，银幕上的璀璨明星金山先生倾情演绎了主角保尔，而张瑞芳女士则生动塑造了女主角冬尼娅的形象。那天的演出门票并未对外公开销售，却邀请了许多政界要员以及文艺界的杰出人才。我的父母也莅临了现场，我和姐姐则战战兢兢地选定了前排边缘的一个座位。
随着光影逐渐黯淡，俄罗斯风情旋律缓缓流淌，音乐声渐渐淡去。帷幕缓缓升起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位青年垂钓者的轮廓。伴随着音乐与灯光的渐渐明亮，金山的面容逐渐显现，他那头金发熠熠生辉，身着一件绣有俄罗斯风情的图案、袖口灯笼式的白衬衫。无需言语，那浓郁的异国情调便让人沉醉，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
昔日，观赏海默创作的戏剧《粮食》，舞台上唯一的布景，仅有一口巨大的木箱置于地面。汉奸四和尚便藏身其中，伪军队长李狗剩与八路军队长则相对而坐，在箱沿上激烈争论。四和尚在箱内显得焦躁不安，不时抓耳挠腮，这一幕场面逗得我们忍俊不禁，纷纷捧腹大笑。
即便是在那个时代的解放区，被誉为压轴大戏的《白毛女》在我们眼中布景亦颇为复杂，但与之相较，正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依旧显得差距颇大。
孙维世在台下悠然自得地观摩，同时细致地记录着笔记，其严谨的态度和敬业精神令人钦佩。然而，舞台上忽然上演了保尔与冬尼娅深情拥抱并接吻的一幕，虽然这一幕仅维持了数秒，却瞬间让全场观众陷入了短暂的混乱。
现场观众屏息以待，难得一见的宁静。这样的氛围，在往昔的戏剧演出中，尤其是以八路军为题材的剧目里，实属罕见。唯有孙维世这位总导演，敢于突破传统，勇于进行如此大胆的艺术革新。
金山与张瑞芳，两位名噪一时的明星，他们的现场爱情演绎，在当时无疑引发了空前的轰动。传言中，有人曾劝告他们适度收敛，以免过分触动观众的神经。正是依托他们这一话剧界的艺术黄金三角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舞台上才得以如此自由地绽放艺术之花，尽情地翱翔。
观看这部戏剧后，我完全被其魅力所吸引。即便步出剧院，回到家中，蜷缩于温暖的被窝中，我仍紧握着那份剧本，目光不自觉地滑过演员表，而口中不时轻声哼唱起孙维世创作的主题曲。
在这片乌克兰辽阔的平原之上，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河蜿蜒而过，两旁屹立着两棵挺拔秀丽的白杨，它们便是我们心中挚爱的故土。
一度我以为这首曲目亦为孙维世所创，但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才逐渐领悟，原来这实则是一首乌克兰的民歌——《滔滔的德聂伯尔，汹涌澎湃》。孙维世巧妙地将它吸纳，使之成为该戏剧的主题曲。
孙维世，乃革命烈士孙炳文之女，曾与朱德在欧洲留学之际结下深厚友谊。朱德便将孙炳文引荐给了周恩来。据孙冰所言，当时这三位青年便结成了金兰兄弟，宛如三国时期的桃园三结义一般。
归国后，孙炳文选择在广州定居，而周恩来则南下与之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。孙炳文紧拥五岁的孙维世，让她留意四周，以防有人暗中窥视。他们坐下交谈，那个聪慧的小姑娘便主动承担起了守卫的任务。那时，她亲昵地唤周恩来为“周爸爸”，这也使得后人戏称孙维世自1926年起便投身于革命事业。
金山、赵丹、陶金、魏鹤龄、顾而已、舒绣文、王莹、吴茵，还有那位风华正茂的小李琳。
金山之妻王莹，一位声名远扬的女作家，亦是那个时代修养卓越、举止优雅的电影明星。与此同时，新兴明星赵丹与蓝苹亦备受瞩目。蓝苹在剧团中屡次与王莹争夺女主角之位却屡遭挫折，而她与赵丹的挚友、影评家唐讷相恋并步入婚姻殿堂，却未能长久，不久后便遗弃了唐讷。唐讷因此未能自杀成功，此事一时之间成为城中热议的话题。剧团中对蓝苹的评价褒贬不一，任锐女士更是建议李琳尽量避免与这位“行为放荡”的演员有所交集。
三旬岁月如梭，她对待往昔剧团伙伴，不是将其拘禁，便是千方百计逼使他们走上绝境。
她的记性实在好。
于那充满热血的1938年，为了追忆“一·二八”抗战中的英勇壮举，延安文艺界同仁倾注心力，倾情献演了话剧《血祭上海》。在这部作品中，江青扮演了姨太太的角色，孙维世则将大小姐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。自那时起，她们便在观众心中刻下了深刻的痕迹，江青被亲切地昵称为“二姨太太”，而孙维世则被誉为“大小姐”。
在孙维世的闲暇时光，她常会造访周恩来居住的窑洞稍作歇息。邓颖超对她尤为喜爱，亲切地称她为“小超妈妈”。据孙冰所述，周恩来与孙维世之间自然而然地滋生出了深厚的情谊，他们之间的亲密无间，宛如亲生父女。
邓颖超提出，考虑到孙维世频繁前来拜访，建议将她正式收为义女。在众人的普遍赞同声中，邓颖超向任锐女士寄出了一封充满诚意的信件，传达了这一愿望。任锐女士喜出望外，女儿的这桩干亲之缘，无疑是她人生中的一大幸事。
那一年，孙维世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。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千金，她与延安的高级领导层之间，自然而然地构筑起了紧密的联系。
孙维世的辉煌时期。
1939年七月，周恩来在前往中央党校授课的路上，不慎从马背上跌落，造成了粉碎性骨折。中央领导立刻作出决定，安排将他送往苏联接受手术。在启程前的那个清晨，孙维世急忙赶到他们的住处，急切地表达了自己希望能一同前往苏联深造的愿望。周恩来微笑着答复，此事还需等待主席的批准。就在周恩来的飞机即将起飞之时，孙维世毫不犹豫地跨上马背，疾驰向飞机，手中高举着毛泽东亲笔签署的手令。
她最初在东方大学接受教育，主修俄语与政治学，而后又远赴莫斯科戏剧学院，深入学习表演与导演艺术。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卫国战争时期，她与苏联人民一同经历了最为艰难的岁月。
于风雨交加的1938年三月，林彪将军在行经阎锡山所部晋军防区时不幸遭遇意外，不幸被哨兵误伤，伤势严重。同年寒冬，他赴莫斯科治疗。当时，延安的中央医院不过几座窑洞，药品亦需依赖宋庆龄等人的援助，经多方周转方得送达，医疗条件极为简陋。
林彪抵达莫斯科，立刻在中国留学生中激起了强烈反响。他们之所以如此关注，源于林彪曾指挥中共取得对日作战的首次重大胜利——平型关大捷，那段时期，他被誉为民族英雄。当得知孙维世与林彪有交情，留学生们纷纷恳请她牵线搭桥，邀请林彪亲临现场，为大家讲述那段战火纷飞岁月中的传奇故事。
林彪平日里性情较为内敛，然而在此际，他却谈兴勃发，生动而具体地向众人娓娓道来，给人留下了平易近人、热情洋溢的鲜明印象。传闻中，自那以后，若孙维世不在场，林彪便显得精神不振，有时甚至干脆缺席。于是，那些大学生从中领悟到，若想邀请林彪出席某活动，务必请孙维世一同前往。
一九四九年，毛泽东与周恩来即将踏上前往莫斯科的旅程，届时将与斯大林举行会晤。这是毛泽东生平的第一次出国之旅。江青迫切希望能随行，但毛泽东却坚定地予以拒绝。与此同时，孙维世肩负重任，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，并承担起中央机要工作的管理任务。当火车缓缓启动时，江青留在月台上，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。江青内心的情感，无人能真正体会。
孙维世彼时声名鹊起，她不仅成功翻译了外国经典名剧《一仆二主》与《女店主》，更亲自执导了《保尔·柯察金》、《文成公主》以及《马兰花》等多部作品，并与众多艺术家紧密合作，共同创立了实验话剧院。
孙维世的才华横溢，恰逢天时地利人和，堪称一代才女。众多党的领导人对她的杰出才能交口称赞，即便是罗瑞卿大将也对她赞誉有加。
这位戏剧领域的专家，系我党倾力培养出的翘楚，堪称红色文化界的杰出代表！
璀璨星辰在欢呼声中熠熠生辉，显得尤为得意。然而，在这得意之余，她亦不免有些忘形。尽管她时常出入中南海，但她的主要活动场所却是西花厅。江青那令人不快的阴阳怪气，使得她与毛泽东的会面变得极为罕见。在这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，她的前程布满了隐伏的危机。而孙维世依旧天真地以为，所有伟人都会对她心生理解和喜爱，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
在那个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诞生的关键节点，院长廖承志激情澎湃地宣告：
今日，我荣幸地向各位隆重介绍这位副院长，他是我党内部声名显赫的特务行家——金山。
彼时，青艺之舞台得以屹立，全赖两股中坚力量的共同支撑。一股，系历经延安之艰辛，辗转至东北，最终汇集于北京的资深革命演员；另一股，则源自所谓的“国统区”，他们是活跃于光鲜白色地带中的左翼艺术先驱。
在那日，金山应邀参加了这场盛大的开幕仪式，然而，不少人对他的到来抱以疑问，他们臆测这仅仅是党派统战的策略，意图在这片土地上为他谋得一个位置。若非他与张治中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共同选择留下来，并公开发表声明，愿意与共产党并肩前行，那么作为接收官员的他，恐怕早已身陷囹圄。
廖承志一番话，众人顿悟。往昔岁月，金山实则隐于敌后，深藏十七载之久，他始终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，屹立于阵地之上。
“金山，好演员。”
当前，孙维世担任《保尔·柯察金》的总导演，而金山则担纲主演之重任。金山深知艺术家若无作品便无法立足的真理，因而自加入剧组以来，便全心全意投入其中，严谨对待每一次排练，深入挖掘角色的内涵，并严格遵从导演的指导。这部作品是孙维世的导演初试啼声之作，一位年仅二十九岁的女性肩负起多位明星的表演指导，真可谓“竹篙打狼——两头难为”。然而，在全体成员的齐心协力与细致入微的磨合下，最终呈现了一场既气势磅礴又精彩绝伦的杰出剧作。
时下，对于这一磨合环节的细节，众人所知甚少，更无人能全然洞察其奥秘。简而言之，戏码早已排练就绪，令整个北京城为之沸腾；金山再度步入婚姻的歧途，亦同样引发了京城内外的广泛关注。
周恩来坚决抵制了孙维世与金山联姻的建议。实则，他并非对金山个人存有偏见，而是深刻认识到金山的性格颇为风流，孙维世若与他结为夫妻，难免会遭遇不少磨难。
孙维世和金山
1950年10月14日，北京的青年宫彩旗飘飘，节日般的欢庆氛围弥漫其间。金山与孙维世盛装出席，热情地站在门口，迎接络绎不绝的宾客。北京各界名流纷至沓来，纷纷前来祝贺。邓颖超的到访，既让孙维世兴奋不已，又让她心中泛起一丝淡淡的忧伤。邓颖超告知，周恩来总理今日有紧急会议在身，实在无法抽身。然而，众所周知，周恩来对于这桩婚姻持有保留的看法。
周恩来没有看错。
1951年，金山率领文化艺术慰问团抵达朝鲜前线，其声望在当地颇受尊敬，金日成对其到来表现出了特别的喜悦。然而，正当宾主欢聚一堂之时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悄然降临。传闻金山有意深入采访，并计划制作一部展现中朝两国共同抗击美国侵略者的电影。金日成对此表示由衷的赞赏，并特地指派自己的女秘书作为金山的向导和翻译。究竟是谁先动情已难以追溯，但两人最终还是未能摆脱俗套，都“犯了错误”。彭德怀在向北京请示后，周恩来立刻下令将金山押送回北京接受相应的处理。
踏入北京金山，金山即刻在众人面前揭露了他党籍被除、职位被剥夺并接受审查的事实。往昔那些被他璀璨光环所刺痛的众人，以及曾遭受他伤害的人们，无不咬牙切齿，义愤难平，心中无不祈愿他永远无法翻身。
自中央至民间，众心所向，孙维世的每一言都成为金山命运的关键转折，其命运悬于这根细线的微妙平衡之中。
孙维世起身上台。
“金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，我深信，这将是他的终结之举。”
他们不久后搬迁至北京饭店西侧的南夹道，那里曾是皇城深处的古建筑群。孙维世将最南端的空间开辟为独立的小院，这或许成为了那个时代中国独一无二的存在——一位与天地沟通的“红色公主”与一位在石景山钢铁厂进行劳动改造的“驸马”。在这段时光里，他们与外界交流甚少。孙维世每次前往中南海，也总是孑然一身。
在那个时代，孙维世无疑是独树一帜的。在大红墙内，她以其出众的才华和优越的条件，本有可能成为政治与艺术界的璀璨星辰。然而，在金山事件中，她毅然决然选择了“为爱情献身”，从而放弃了她在政治领域的机遇。倘若她当时能够与金山断绝关系，态度坚定，或许她在政治之路上能够一帆风顺。但她对红墙内的众多权贵并不认同，更愿意与政治核心保持适当的距离，继续在优越的环境中培育和施展她的艺术才华。
1964年十月，孙维世受邀出席了周恩来执导的大型歌舞剧《东方红》的首演座谈会，江青亦同场。巧合的是，她正与孙维世毗邻而坐。这或许是其最后一次，甚至可以说是最后的邀请，亦或是一份最后的通牒。江青期望孙维世能加入她的团队，共同推进工作。
孙维世依旧对江青视若无睹。这次断然拒绝，使得江青打消了将孙维世纳入其私人圈子的想法。
1967年9月，江青与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代表时，异口同声地指出：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品行不端，涉嫌为特务。数日之后，孙泱在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遭遇不幸，不幸离世。
哥哥的意外辞世，若非特殊情形，她必定会立即奔向中南海的西花厅。孙泱，作为周总理的义子，对此也心知肚明。然而，此刻的孙维世只能通过书信表达心中的哀痛。这不禁让人遐想，周恩来或许早已深思熟虑，不愿孙维世频繁踏入西花厅。从中我们可以窥见，周恩来当时所处的环境必定是极为谨慎，如同临深渊、履薄冰。
孙维世在给总理的信中所提及的具体内容，外界无从窥见。即便如此，当时的总理也未能即刻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。
江青步步紧逼，在十二月间突然派出人员查抄了金山的住所，随即对金山进行了逮捕。
周恩来在愤怒中强自抑制，终究无奈地在孙维世的逮捕令上亲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孙维世此刻已敏锐地洞察到，自己可能随时陷入险境。在与妹妹孙新世依依惜别之时，她不禁感慨万分，轻声说道：
“现今，有人企图对周总理进行陷害。我虽是凡人，即便身陷牢狱，亦无甚大碍，绝不可因我而使他人受到牵连。务必要确保他的安全。……我绝无自我了断的念头，若我命途多舛，那必是他人所为。”
江青并未将孙维世送入秦城监狱与金山等人共同囚禁，亦未将其交付军队军法处进行审判。她坚决不允许周恩来庇护孙维世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孙维世被安置在了当时由军队接管管理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。
孙维世家遭到了一场彻底的查抄，家中照片与信件尽数被扣押，随即被直接运送至江青的住所。
自孙维世被捕那一刻起，周恩来对中国情报与治安系统的运作了如指掌。尽管如此，他多次多方探询，却始终未能查明孙维世的行踪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未曾想到江青竟然指使刘传新将孙维世的姓名篡改为“孙伪士”，并将其定性为“关死对象”。这一标识意味着，这类囚犯由于特殊原因得以免除审判与判决，最终将被逐渐囚禁至生命的终结。对于此类罪犯，虽然可以施加各种刑罚，但必须坚守一条不可逾越的原则，即“不得致其死亡”，以免日后其家属追究法律责任。
在调查孙维世所谓的“罪行”期间，中央文革专案组对孙维世与周恩来之间被指称的“特殊”关系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，但孙维世对此断然予以否认。
1968年10月14日，孙维世在五角楼不幸遭遇了悲惨的终结。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她身上沉重的手铐与脚镣仍未被解除。
1968年10月17日，周恩来方才得知孙维世不幸离世的消息，这一举动与他平日里所展现的隐忍性情大相径庭。他立刻挥毫疾书：“（孙维世）疑似自杀或遭暗杀，此事亟需彻底调查。”紧接着，他又郑重提出：“必须对遗体进行解剖检验，以确保准确查明其死因。”
孙维世随即被火化。孙新世匆匆赶到公安局，恳求领取姐姐的骨灰，却被告知：不得保留反革命分子的骨灰。
我们不知孙维世有妹。
金山刑满释放后，听闻孙维世悲惨离世的消息，悲痛交加，以至于在与孙新世重逢时，竟瞬间失神，将眼前之人误认为是妻子的亡灵。步入暮年，两人彼此搀扶，共度余生……金山得知孙维世不幸辞世的日子是1968年10月14日，这一天不仅是他们结婚十八周年的纪念日，也不知他内心是喜悦还是哀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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